我们五十年代人

我们五十年代人 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吴欢：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家那个月亮门呀，大月亮门，我一爬就爬上面去，从月亮门就上房顶了，然后城里的房子呀，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呀，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脊，领着几个同学，能跳很远很远一直在房上跑。 五十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1957年出生的艾未未，从小随父亲艾青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童年的艾未未于是有了不同于城市孩子的经历。 艾未未：我们到戈壁滩去拾柴禾，我们会走得非常远，我们发现一个洞，我们去挖，看到里面几个像小狗一样的动物，我们就抱回家去，整个晚上就听见有一只母狼在我们门口一直嚎叫，原来是几个狼崽子，第二天，整个连队的人就非常愤怒，就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狼崽子还回去，大家都吓死了，狼群寻着味道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的许多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上学的路上，我就跟别的小朋友讲，今天肖飞买药，怎么怎么样，然后，下午就坐在课堂上，然后老师就说，有的同学不执行纪律，中午不午睡，偷听长篇小说，我当时就想这老师他为什么知道呢，她一定是趴在我们家门口了吧。我记得当时声音已经非常小，我就把耳朵凑到收音机上，我说老师怎么会知道呀。从那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听了。过了许多年再一想，肯定他自己在听呀。 姜昆：打乒乓球，我们找一个三合板儿，然后找小锯，锯成一个拍子，扎得手上满都是刺儿。在地下，平一点儿的地，用粉笔画，中间隔上两个转头就这么打，以后在学校里有了乒乓球台子，就是用砖砌的在打。 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对童年的姜昆来说，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姜昆：看电影是我的爱好，我看电影可以不花钱，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明星电影院，我经常是偷偷的进去，我都知道从哪进去，卖票的那个门怎么开，怎么从那后门钻进去，钻到什么地方能够不被检票的发现，然后堂堂正正坐在那儿，踏踏实实看电影，从小就养成了一套在黑暗当中工作的经验。 对于远离城市的人们，看电影似乎比城里人更多了一份隆重的仪式感。 艾未未：大家非常的过瘾看那个放映员怎么把一个汽灯点亮了，怎样把胶片放上去，放上去放的时候如果是胶片烧了大家特别高兴，一看银幕上烧了，大家特别乐，看完以后这个放映员会把所有的片子缠好以后，晚上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去放，因为一个连队和另外一个连队可能相隔十公里远，那个连队的人正在摆着板凳也在那等着呢，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个放映员到另外一个连队再看一遍。如果他放三次，我们会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再去看一遍，但是等电影全放完以后，我们离我们那个连队可能有十几公里远了，于是摸着黑地跑回来，整个一天都会很兴奋的背诵着那个电影里的台词，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看的是蛮过瘾的。 吴欢：《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吴欢：我是我们学校的独唱演员，当时我记得我代表学校出去唱一首歌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独唱，抹得满脸黝黑，当时老师在启发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给我这种思想，他说，你现在生活得很好，非洲的黑孩子呢太穷了，你长大以后就要有这种责任，以天下为己任，要解放黑非洲，然后唱词是，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当然，最让那个年代孩子们期待的事儿还是过年。 过年的那几天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度过了一年的节俭日子后可以尽情奢侈的几天，孩子们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大人们会用平常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而最令人动心的当然还有那些平常日子难以看到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在被称为票证时代的日子里，过年令人回味无穷。 陈丹青：从我记事开始，我母亲告诉我在我生的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粮票、布票、油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让你有期待，比方说到春节你就知道会有一张票可以去买鸡，然后有一张票可以买鱼、买肉，就这种期待感。 姜昆：到了过节的时候，就盼着乡下来人，为什么呢？他们过年的时候背着个大口袋过来，这口袋里边有画彩的泥兔爷，有不倒翁，有放的老头呲花，有炮竹，反正各种各样民俗的小玩艺儿，他背着到北京厂甸来卖，就在这时，老家来人他得有地方住呀，晚上在我们这儿还得住一宿呀，就给我们带白薯干，这对我们来讲好家伙，要是带一点白薯干，带点花生，再带点瓜子来，这就是天大的喜讯。 对于五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年中最让人期待的节日，除了过年，就是十一国庆节了。十月一日，对于生长在红色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像是一个盛大的狂欢典礼。 陈丹青：国庆节我们特别高兴，可以看大游行，而且在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可以在马路当中走，那是很猖狂的一件事情，晚上有放焰火，我们住三楼，当时整个高楼群还没有出现，我们家可以非常好的方位看上海人民广场和外滩那一带放焰火，那会儿国家其实很穷，可是焰火得放好久时间，可以放一两个钟头。可能小时记忆有错，我们觉得非常漫长，这个眼睛完全给照花了，互相呼朋唤友在屋顶上阳台上，那是非常深的记忆。 任志强：我们十一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十一的那一个学期都要开始打鼓，锻炼，训练，这个训练就是准备十一游行，因为同一个年龄的孩子非常多，而能去的不是多数，所以每一个人能参加的话，总是一个可以吹嘘的事情，或者说好像总觉得自己可以走在天安门可以看看毛主席，其实根本看不见，但是你的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天安门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在天安门前留影，寄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的一种朴素的感情。 任志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时候天安门还不像现在似的，有公用照相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家里有条件的有照相机才可能，我父亲大概是在欧洲出差回来以后，还是在苏